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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bet究竟是谁放的,问世引发的一场论争

中华读书报2月27日的“瞭望”版上,刊出一篇记述百花出版社元老董延梅女士的《百花绵延梅花香》文章。文中“郭沫若《洪波曲》出版一个永远的谜”一节,言及此书出版后,张治中曾给出版社一封信,后来转给了作者郭沫若,郭沫若回了信。可两封信在“文革”中被抄,再也不见。“到底张治中的信是怎样介绍长沙大火的,郭老的信又是怎么说的,就随着那一代人的远去而无法知晓了。这是本书出版的一大遗憾,也是一个永远的谜。”其实,尽管出版社的函件被抄,可写信的当事人是有录存的(《张治中回忆录》,张治中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2月出版)。在此,笔者借助相关文字,对此“谜”略加介绍阐释。

随着电视剧《战长沙》的热播,许多人都被其内容之一的“文夕大火”吸去了目光。文夕大火还是二战中的三大惨案之一,可大火到底是谁下令放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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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9月,父亲奉调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
在这期间,父亲与政治部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有过小过节。

1948年8月25日,香港《华商报》“茶亭”副刊,开始连载郭沫若的长篇自传体散文。这部名为《抗战回忆录》的文字,主要所写的是作者在上海,南京失守后,准备保卫大武汉而终于放弃了大武汉那一个阶段的经历。在写到长沙大火,退驻桂林,准备撤退到重庆时,郭沫若将离开香港,回忆录也在此告一段落。

其实,在重庆期间,父亲一直袒护郭沫若等人。有人要把郭沫若一派文人排挤出去,父亲非但没有这样做,还在政治部设置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请郭沫若主持,以安置这些左派文人。

这部“回忆录”得以在《华商报》刊发,主要是当时帮助该报工作的夏衍的功劳。夏衍当时为《华商报》大写文章,又主动帮助拉稿,郭沫若的此稿即由他“鼓舞和督促之下”(郭沫若语),约来发表的。在外界,人们都以为夏衍是该报副刊“茶亭”的主编了。连郭沫若1958年写文章时也以为“夏衍同志在主编《华商报》的副刊《茶亭》。”

父亲的用意很明确:“我特意为我们左派文化人建立了一个租界!”父亲曾当面和郭沫若说过这句话。他还经常与郭沫若谈话,帮助郭沫若解决实际问题。

这部十数万字的抗战回忆录,经过三个多月逐日连载,到12月4日才结束。这时候,郭沫若已经离开香港赴解放区多日。为了掩饰他已离开香港,不使文章在副刊上中断,他事先多写了一些预留,由此可以略见当时的变化境况以及作者的心情。

但是,郭沫若做的一件事情让父亲非常不满意,没有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父亲说,到抗日战争中期,在重庆的左倾文化人都有对特务的恐惧,昨天说某人失踪,今天又说某人被捕,他们时刻提防会被逮捕,纷纷向香港、南洋转移。

这部抗战回忆录在逐日连载时,由于流畅的文笔及许多细节的描述,在香港“哄动一时”(夏衍语)。但是,当时社会正面临巨变,随之而来的变化使人们很快产生了一种新的感受和眼光。郭沫若的这部作品,也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被搁置,就连郭沫若自己在两年后(1950年)见到时,也大大感叹:“仅仅相隔两年,所写的东西,读起来就已经有隔世之感了。”

为此,父亲曾召集文化界人士,发表谈话,表示态度,保证他们在重庆不会有危险;同时指出香港、南洋也不是个安全地带,希望大家勿为谣言所动摇。

1958年时,郭沫若虽然有极旺盛的创作冲动和大量诗文作品产生,但仍远不能满足众多报刊的约请。当时负责《人民文学》的编辑,对郭沫若的创作比较了解,他们便寻出当年在香港《华商报》发表的这部抗战回忆录,希望郭沫若同意在《人民文学》上重新发表。经过郭沫若整理,又予以定名,这部抗战回忆录便以《洪波曲》为题在《人民文学》刊出。由于篇幅较长,这次也是连载发表。不过时间更长,从1958年7期始,到12期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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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人民文学》准备发表《洪波曲》的同时,据中华读书报“瞭望”版文章介绍,刚准备成立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便打听到消息。他们经过努力,争取到该稿的结集出版权;该稿同时也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沫若文集》。一处刊物发表,两家出版社印行,一时间,《洪波曲》引起了很大反响。

父亲说这话是从爱护文化人的角度出发,但是郭沫若对父亲的讲话大加嘲讽。

《洪波曲》是一部“抗战回忆录”,郭沫若当时又担任相当职务,文中自然牵涉颇多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的回忆,当然有作者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可是,由于身份,立场的不同,见仁见智,这部回忆录的重新发表,就引发了郭沫若与前国民党高官,此时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张治中关于“长沙大火”的论争。

从香港寄来一份剪报上有郭沫若写的一篇通讯,上面写道:“最好每人送飞机票一张,庶使近者悦而远者来”等讽刺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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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忍不住,当即写信质问郭沫若:“为什么把我的好意当成坏意?你有意见为什么不和我面谈,反而在香港报纸公开讽刺我?我觉得似乎不是友谊的行为!”

《洪波曲》的第十五章,是“长沙大火”。这段文字记述的,是时任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率领全厅人员,在“保卫大武汉”时做了大量工作后,随着战事发展,他们亦只能一退再退。在长沙,他们遇上了国民党实行焦土政策的“长沙大火”。这一段,极紧急又危险,在郭沫若心中产生了强烈印象。根据他与当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接触,以及大火之后的情景,郭沫若在文中对张治中进行了很不客气的评述:

后来,郭沫若客气地回复了父亲一封信解释了一下,父亲也就不再和他争辩什么了。

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公德。他们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

但是,郭沫若此举已经深深的影响到了父亲对他的观感,从此以后他们的关系渐渐疏远了。以至后来,他们之间还发生了关于“长沙大火”的笔战。

……他(按:张治中)完全是贪图功名,按照着预定计划行事。他把陈诚蒙着了,十二日的当晚甚至扣留了陈诚的交通车。他把周公(周恩来)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他满以为敌人在进军,这样他便可以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结果是一将功未成而万骨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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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若牵涉到张治中,郭沫若也以“党老爷”“官老爷”形容,并引用当时流传的一副对联来描写张治中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匾额是“张皇失措”;对联是:

郭沫若

治湘有方,五大政策一把火;

关于这段经历,我根据父亲留下的资料和我听他说的一些事情说一下大概的轮廓,然后你结合史实加以补充完整。

中心何忍,三个人头十万元。

1938年10月25日,武汉三镇陷落,长沙暴露在敌人面前,形势十分危急。武汉陷落前,蒋介石曾命令陈诚焚城,实行焦土抗战,而陈诚执行不力,蒋介石很生气,随即由南岳飞到长沙,召集高级军事会议。出席者除父亲外,还有何应钦、陈诚、白崇禧、冯玉祥、张群、唐生智、熊斌、何成浚、杨森、关麟徵等。蒋介石在会上滔滔不绝地大谈焦土抗战的重要性。

匾额和对联开首一字,嵌进了“张治中”的名字,内容又颇有讽刺意义。郭沫若对张治中的态度,于此也清晰可见。

父亲还记得蒋介石对他的发问:“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

“长沙大火”这一章,刊登在《人民文学》1958年12月号上。张治中在刊物上读到后,因为不仅牵涉到自己,而且描述令他十分恼火。在他看来,“有些地方可以说是有意歪曲事实,进行个人攻击。”他的第一反应是想将此问题报告政府总理,也是长沙大火当时见证人之一的周恩来。后来想这会不会使郭沫若感到自己“告御状”,他便决定直接写信给郭沫若,以文字来澄清一些事实。

按照蒋介石的意思:“不论粮食器材,凡不能带走的东西都用火烧掉,这是大家不可忘记的!”

1959年元月7日,张治中给郭沫若写了一封长信。信的开首颇有意思,称谓之下,是“您已入党,在您再度做了光荣的共产党员,我首先向您表示诚挚的祝贺。”

蒋介石把焚城责任交给父亲后,随即飞回南岳。到11月12日上午,父亲接到侍从室副主任林蔚打来的长途电话:“奉委座谕,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父亲说他这时候正在军管区兵役干部训练班集合学员点名后训话。

张治中在略加回叙郭沫若对自己的描写后,措辞严厉地说:“您这种对我的残酷无情的描述是与当时事实完全不符合的。不知您真是不知实情而出诸推测,还是对我别有成见呢?”

随即又接到蒋介石来电:

接着,张治中描述了他知道和经历的长沙大火境况。由于颇有史实价值,在此择要点略加引述:

“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1938年11月12日上午九时许,我接到蒋介石的文侍参电:“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在接到这份密电的同时,还同时接到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林蔚的长途电话:“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

父亲随即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要求他们立即拟出焚城计划。下午四点左右,酆悌、徐权送来了焚城计划,父亲在核定计划时还一再叮嘱:“第一,必须在我军由汨罗江撤退后,等待命令开始实施;第二,举火前必须放空袭警报、紧急警报,待群众离家后方可执行。”

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张治中这样描述他接到要焚毁长沙的电报电话后,心理及处理情况:“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不安。一年来的工作,使我对湖南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怎忍使长沙人民的财产付之一炬?所以思潮起伏,矛盾苦闷,不执行是不行的,蒋当时是最高统帅,我是省主席,理应服从命令。同时,当时正是武汉撤退不久,外间正流传一种焦土抗战的宣传,许多人都认为武汉没有实行焦土抗战,徒然资敌,议论纷纷。您(郭沫若)当时主管宣传,对这种情形是必然知道的吧?所以我只好照办,就将电令交给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执行。”

这一天,父亲活动极多,到深夜即13日凌晨二时才入睡。他还没怎么睡着,就听见副官王建成来报告说:“城内很多响声,已经起火。”

据张治中自述:“在下午酆悌来见,提出焚城准备纲要,我看了曾对他说这个计划最好备而不用。还特别指示:在敌人逼近长沙时,须先放警报——紧急警报,待人民离开市区方得开始行动。”

父亲起床后发现三四处都已经起火了。父亲开始电话还打得通,后来就打不通了。

10bet,可是,为何就在第二天的凌晨两点,大火突燃,且延烧两天两夜,使一座长沙城顿成焦土呢?此时日寇距长沙还很远,也并没有即刻进攻的准备;更重要的,长沙市民在毫不知情的境况下,突遭大火,损失十分惨重。关于此,张治中当时写有《长沙火变一日记》,后来写有回忆。他认为:“这实在是一次非常的不幸事件,一次意外的、突发的灾变。”

火势越烧越旺。

在张治中给郭沫若的信中,这个“意外”“突发的灾变”记得很简练,在此不妨照录:

原来是警备司令部、警察局和警备二团误传日军已至,仓促放火。这时候,日军离长沙还有200多里。

这件事情本来是有计划有组织来进行的,当然惟恐烧之不彻底,并没预料到烧早了烧快了,这是当时的疏忽。而火所以烧早烧快,又与下列事实有关:就是警察擅自撤岗,文重孚(警察)局长擅离职守,市内谣言烽起,甚至说敌人已逼近长沙只有几里地了;其次执行放火的警备第二团官兵沉不住气,没有等到放警报就开始行动了。

况且,长沙周围驻扎着10多万国民党正规部队严防死守,要想突破防线并非易事。所以最高军事当局虽然在白天下达了准备毁城的文书,但并没有正式下达毁城的命令。然而谣言却在长沙城中迅速传播,说日军今夜即将入城。

长沙大火后不久,蒋介石亲自赶赴长沙,对此事件举行了军事会审。会审结果: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团长徐昆,长沙市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被判处死刑。这就是郭沫若所引对联中“三个人头”的由来。

全城人心惶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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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火首先从省政府和警察局等重点部门点起,然后点燃学校、医院等单位,最后挨家挨户放火,许多人还在梦中已葬身火海。一把大火把绵延几公里的长沙古城烧为灰烬。据政治部调查:2000多人在火灾中死亡,烧伤者不计其数。省政府、省市党部、高等法院等机关,湖南大学、南华女中、省立长沙高中等学校,湖南省银行、交通银行等银行以及工厂、医院、民房等建筑物几乎全部被毁,建筑物完好保存的所剩不多。无论是公有财物还是市民的私有财产,带出火海的寥寥无几,损失极其惨重,无法估计。

在大致描述了当时情况后,张治中对郭沫若回忆录中对他的描写,予以了反驳:

虽然大量证据证明纵火是下面军警不遵守规定私自所为,同最高军事当局和父亲等人无关,但父亲作为湖南省主席,也负有疏忽的责任。

您说:“他把周(恩来)公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更与事实不符。十二日晚上我还和恩来先生通过电话,请他在十三日上午吃饭谈话。大火后我发表告民众书,恩来先生还字斟句酌地为我修改了许多地方。我绝没有欺骗过朋友,更没有存心陷害过朋友。

当时也有人说,这与蒋介石的限一小时到的焚城电文有关。如果没有电文,父亲他们就不会做匆忙的准备。也有人说,如果不焚城的话,日本军随时会进攻长沙的,烧了长沙城是保全长沙城。

这份以张治中名义发布,曾经周恩来“字斟句酌地为我修改了许多地方”的《为长沙市火灾告全市民众书》,开头是这样的:

但是,毕竟,长沙这座名城一夜之间成为瓦砾场,父亲内疚心痛不已。父亲知道自己应该负责任。内心一直有着沉重的负担。母亲说,父亲一直是个做事情提得起放得下的人,但是大火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变得提不起放不下了。

此次湖南省长沙市,突于本(十一)月十三日凌晨二时许起火,延烧两昼夜,全市顿成焦土。余(张治中)对此次突发之不幸事件,事前毫无所知,其真相究竟如何,现正在严密彻查,以求大白。自起火以至现在,余始终未离市区一步,亲睹火势燎原,虽心欲扑火,而术无可施。对于我全市父老与伤病兵之流离呻吟,甚至葬身火坑者,一切惨状,皆所目击,不禁侧然心伤,潸然涕出矣。

蒋介石随即飞来长沙,把警备司令酆悌、警察局长文重孚、警备二团团长徐琨交付军法审判,随即枪决,父亲则革职留任,办理善后事宜。

长沙大火事,张治中在陈述过程后,便对郭沫若的评价,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1958年12月号的《人民文学》发表郭沫若的《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其中第15章关于长沙大火有这样的描述:

我虽然就这件事做了实况的说明,但是我到今天还不能不说,是我毕生内疚神明耿耿于心的一件事,任何人说我应负一定的责任,我绝不推诿,但是您说我是“想建立一次奇勋”,“贪图功名”,“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我实在接受不了。您的话冤枉人也未免太过分厉害了!

“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

对于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所说:“十一日的清晨,张治中本来答应我们可拨六辆卡车备用,然而一直等到半夜,完全成了画饼”一节,张治中辩解说:“这件事究竟谁来和我说的?省府本身根本就没有六辆卡车,我怎么敢答应?我平生重然诺,即使我说过设法试试看而没有办到的话,也会有个交代,这不能说我失信吧?”

“他完全是贪图功名,按照预定计划行事。他把陈诚蒙着了。十二日的当晚甚至扣了陈诚的交通车。他把周公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他满以为敌人在进军,这样他便可以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结果是一将功未成而万骨枯!”

因此再往后生发,郭沫若在最后“桂林种种”一节,也有一段文字牵涉到张治中:“这报纸(指《救亡日报》)是在两年之后,张治中做政治部长时代,由何浩若亲自跑到桂林来勒令停刊的。”

父亲看了这些带有个人攻击的描述,十分气愤,一些冤枉话说得太过分、太厉害了。

据夏衍的回忆文章,《救亡日报》是郭沫若从抗战初期自日本“别妇抛雏”回国后不久创办的,并亲任社长。随着抗战形势发展,《救亡日报》从上海到广州,由广州到桂林,为抗日救亡发挥了很大作用,可惜在“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勒令停刊。在郭沫若,这当然使他不能不有所表示,可张治中却认为:“这件事我根本不知道,我更不会指使何浩若来勒令《救亡日报》停刊,您何必又要牵涉到我?您对我似乎是太抓紧了吧?”

当初,父亲想把问题报告周伯伯,但担心会使郭沫若认为这是在告他的“御状”。所以,他就直接写信给郭沫若了。

战争纷乱之时,也许政治部长张治中真不知道《救亡日报》停刊的事,但考虑到当时国共两党分歧的主张,复杂的关系,也许政治部就有这样的想法,不见得都由部长下令,下面人员(何浩若曾任政治部二厅代厅长)也会自行动手的。所以这一些议论,是很难判分出事实对错来的。

后来,周伯伯还是知道了这件事。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告诉父亲,郭沫若这样写不合适,我们要郭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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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给郭沫若的信中,对郭沫若所写的许多不实之处一一驳斥:

郭沫若的这些评述,在张治中看来,大约不是一般看法,其中也许含有长久的积怨。为此,张治中对他们两人曾经有过的过节做了一些回溯:“最后,我想和您谈一件事,这件事闷在我肚子里十多年,常想和您谈的,今天应该彻底敞开来谈。”

父亲说,11月12日他和陈诚住在一处,焦土的事彼此作过商量,火起时大家都在睡梦中。把周公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更是无稽之谈。12日晚上他还和周伯伯通过电话,请他13日中午吃饭谈话。至于潘公展,更是冤枉也,潘公展任秘书长只一个月,大火前几天就去了沅陵。

这件事,按张治中较简略的几句话,是“在政治部时代,我不该撤销您所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使您感到难堪。”

父亲给郭沫若的信,是1959年1月7日发出的。1月10日,郭沫若给父亲回信:“请您注意那里面的一句话:‘他们的计划是得到了那位当局的批准的’。那就是说,主要该由蒋介石负责,而你们是执行命令罢了。谢谢您把当时蒋的指令告诉了我,证明我的猜测没有错。您不幸是在蒋下边和潘公展共事,我说:‘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想建立一次奇勋……”并不是专指你一个人。”

事实上,抗战初期,郭沫若曾较长时间任政治部第三厅长。第三厅在当时集合了许多的文化人,大家一起为抗战呼喊。但由于其中“左翼”人士颇多,政治部便在1940年9月底改组之时,将第三厅撤消。后来为照顾面子,又在11月初,另组织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把原第三厅的文化人吸纳进去,让郭沫若出任主任委员。当时张治中曾找过郭沫若,还以幽默的口吻说:特为左翼文化人士开辟一个租界。这在政治家的眼里,当然是个形同虚设的机构,由此引发郭沫若的不满,也就在意料之中。

“《洪波曲》准备出单行本,也将收入《沫若文集》,我想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想来可以得到您的同意。请赐复。”

到了1945年2月,鉴于时局的动荡,文艺界人士十分忧心。郭沫若便起草了一个《文化界时局进言》,提出了从呼吁民主政治,建议召开临时紧急国事会议,商订战时政治纲领,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等一系列主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废除一切限制人民活动的法令,使人民享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演出的自由,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保障学术与文化自由,停止特务活动,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并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等多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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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进言”,经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300多文化界人士签名,发表在2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上,一时引起极大震动。国民党当局对此事十分恼火,到了三月,便强令解散了由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该组织被解散后,许多为抗日出力的文化人因此失业。这些,郭沫若当然是颇为不满的。在各界为其召开的一次宴会上,郭沫若答辞:“文工委解散了,文化工作却留下。”“我仍要做一个民主、文化、文艺的小兵。”甚至慷慨地说:“五十四年唯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文化工作委员会属政治部管辖,张治中身为政治部部长,对它的撤销当然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

父亲在收信后的第三天给郭沫若又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您特别强调‘他们的计划是得到了那位当局的批准的’那句话,并且加以解释,说是‘主要该由蒋介石负责,而你们是执行命令罢了。谢谢您把当时蒋的指令告诉了我,证明我的猜测没有错’。”

文化工作委员会撤销之后,据张治中后来讲,感到有些后悔,因为这个决定做得太冲动、草率,因而内心不安。抗战胜利后,张治中曾请郭沫若、田汉、洪深等人吃饭,这些,在张治中看来,是致歉的一种表示,应该是可以了。所以,他在看到郭沫若文章中对自己的描述时,感到十分不平。他甚至从个人、国家两个方面对郭沫若予以提醒:

父亲告诉他:“你的猜测还是错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是我拟的计划而蒋加以批准,这就变成我主动而蒋被动了。事实上是蒋主动而我被动的,这显然有实质上的差别。……你那样解释,逻辑上似乎是说不过去的。”

第一,您是一位负盛名、有权威的大作家,大诗人,您于1958年5月9号在《洪波曲》写的前记中说:“就请读者把这看成为历史资料吧”;既是“抗日战争回忆录”,既是“历史资料”,如果您对一个人一件事的描写失掉真实性,对作品的价值有没有影响呢?

在家里,父亲还说《洪波曲》里有许多描述错误的地方。

其次,您现在是中共党员,而我是民主人士。您在人大是副委员长,在政协是副主席,我都是常务委员,解放后我们共事十年之久了,您的大作虽写于1948年,而在1958年5月您“把旧稿整理一遍”,再次发表,把我描写成这样的一个人,试想,站在党员对党外人士的立场,同事十年的立场来说,这能说是合适的吗?

郭沫若于1959年1月18日给父亲第二次复信,信中说:“承您同意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并蒙您进一步指出我的一些错误,谨向您表示感谢。您的信实在是宝贵的史料。”

在这封长信的最后,张治中说:“现在您对我如果能够高抬贵手,笔下留情,不但对您无损,而且还足以表示您的共产主义高贵品质和雅量,而在我则感激不尽了。”

据出版《洪波曲》单行本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同志回忆,父亲的长信确实准备作为附录发表,并已转到了出版社。但后来因为郭沫若直接在文中做了修订,这信就搁在了原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林呐收存的一部《洪波曲》里。“文革”中,这部存有信的书被造反派抄去,后来书被退回时,信已经不见了。

他还建议:“至于您是不是应该在《人民文学》上作一个更正,又如印单行本时是不是应该删改,这就听您的善意斟酌了。”

有一次,郭沫若看到父亲,握着他的手说:“真对不起,请恕罪!”算是道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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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强则不败,历史教训是惨痛的,文夕大火在历史上也是无非割去的一个教训,愿后人以前人之鉴,书写美好历史。

收到张治中元月7日的信后,郭沫若于10日随即还了一信。信开头虽然客气地说了一句:“《洪波曲》中有得罪处,很抱歉。”但对“回忆录”里的描述,却仍有自己的主张:“请您注意那里面的一句话:‘他们的计划是得到了那位当局的批准的,’那就是说,主要该由蒋介石负责,而你们是执行罢了……我说:‘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想建立一次奇勋……’并不是专指您一个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可是,郭沫若并不愿意对文字进行修改:“《洪波曲》准备出单行本,也将收入《沫若文集》,我想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想来可以得到您的同意。”

郭沫若复信的最后如此写道:“我是毫无芥蒂的,以往的历史并不是您我之间个人的问题。”

接到郭沫若的复信,张治中立即再致郭沫若一函,对郭沫若信中所引的话再次表示了看法:“您特别强调‘他们的计划是得到了那位当局的批准的……’现在,我想和您说:您的猜测还是错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是我拟的计划而蒋加以批准,这就变成我主动而蒋被动了。而事实上是蒋主动而我被动的,这显然有实质上的差别,因为我根本没有什么‘计划’由蒋‘批准’的,您这样的解释,逻辑上似乎是说不过去的。”

张治中还对当时人员任职等情况,做了说明,以订正《洪波曲》中的失误,并同意将自己的长信作为附录,发表在单行本及《沫若文集》本中。

郭沫若此后有上海之行,所以见到张治中14日所写第二封信已是18日,他立即简复一函:

文白先生:

我十一日曾在上海一行,今晚回京。读到了您十四日的复信,我非常高兴。承您同意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并蒙您进一步指出我的一些错误,谨向您表示感谢。您的信实在是宝贵的史料。

事情到此本来可以告一段落,可张治中致函郭沫若,论争长沙大火问题的事,还是让周恩来及中央有关部门知道了。国家机关党务领导和统战部门领导先后找到张治中,认为郭沫若这样写是不大合适的,并希望郭沫若改正。可同时认为张治中信上的措辞也厉害了一些。对于郭沫若表示愿将张治中长函附在单行本后面的处理方式,有关部门领导认为,还是径直改正为好。

按照“瞭望”版文章介绍,出版《洪波曲》单行本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当时确实准备将张治中长信作为附录发表,并已转到了出版社。但后来因为郭沫若直接在文中做了修订,这信就搁在了原百花文艺出版社的林呐社长收存的一部《洪波曲》里。“文革”开始,这部存有信的书被造反派抄去,后来书退回时,信已不见了。

对照《人民文学》上登出的内容,《洪波曲》单行本确实作了一些修订。张治中特别不能接受的“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被改为“放火烧长沙,是国民党人在蒋介石指使下所搞的一大功德。”

直接指斥张治中“他完全是贪图功名,按照着预定计划行事……结果是一将功未成而万骨枯!”一节,被尽数删除。

可是,其他几处涉及到张治中的言辞,如文中所引嵌有“张治中”姓名,讥讽张治中的对联和匾额,郭沫若仍没有删除,但在前面加了一句“长沙人不了解真实情况,颇埋怨省主席张文白(‘文白’为张治中字,整个文中都称名字,此处称字,大约是为了表明属后来的添加)。”对原文的态度略微弱化。其它几处,如“张治中本来答应我们可拨六辆卡车备用,然而一直等到半夜,完全成了画饼。”以及“这报纸(按指《救亡日报》)是在两年之后,张治中做政治部长时代,由何浩若亲自跑到桂林来勒令停刊的。”尽管有张治中的抗议,郭沫若仍一字不易。由此看来,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并未能最终达到一致;在情绪上,双方并未如致函甚至见面时那般客气(张治中曾回忆,他们后来见了面,握手之后郭沫若还道歉说:“真对不起,请恕罪!”)。这,也应当是正常的。不过可以给人们处理事务,提笔为文时许多可借鉴的教训。

张治中是国民党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同时是这个党派中“进步的民主分子”。他不仅与许多共产党人保持有相当密切的联系,而且“能在历史转折关头作出正确抉择”(邓颖超语),为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郭沫若,以一个对新世界呐喊的诗人,亲身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祖国的文化斗争,对世人的影响有目共睹。他们两人关于“长沙大火”的论争,当然有立场,位置,角度不一致的因素,但他们都是坦诚的,抱着探讨,廓清历史本相的精神来进行的,因而取得了较为良好的结果。这也是我们今天记述这段论争情况的意义所在吧!